蒋雯丽现身悟空问答：高考前我从未接触过表演

　　1977年是近30万被录取考生的幸运年，也是更多考生的幸运年。从570万名考生涌进考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们就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　　在此后起起伏伏的40年里，虽然高考的背景、环境、内容、制度历经多次改变，但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命运的挣扎从未停止。

　　俞敏洪、姚劲波、汤敏、程方平、蒋雯丽、宋少卫、杨早、关晓彤……年少的他们一一踏入考场，迎来命运的巨变。这几日，他们来到悟空问答社区，与400多名职业、年龄各不相同的用户一起，讲述了自己难以忘怀的高考记忆。

　　1977年10月，广西，当村头的大喇叭响起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，南宁四中的数学老师汤敏(现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)正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。这一刻，他激动不已，为了这个高考的机会，他已经等了近7年。

　　7年前，在花了一年读书，又花了一年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、拉练后，汤敏高中毕业了。但他并没有感到欣喜，因为自从几年前国家停掉高考，改为推荐制入学，对他来说，读完高中基本就意味着读书之路到头了。

　　他跟当时的伙伴们一样，来到了农村插队，大家一边劳动，一边怀揣着期待，最大的理想就是回到城市。即便非常喜欢读书，大家也从来不做上大学之类的白日梦，因为彼时只有工农兵学员才能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，汤敏他们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。

　　某天，幸运之神真的降临到了汤敏头上，他被分配到了城里的南宁四中(位于广西省南宁市)。回城让汤敏很是兴奋，然而如何当好一名数学老师却成为最让他头痛的事情。

　　没有上过师范、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横亘在眼前，他只能靠自学，现学现卖。每天，汤敏都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，然后消化几天，再去自己的课堂上讲给学生。

　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汤敏对知识愈发渴求，直到村头大喇叭响起的那一刻，他的脑袋里盘桓着一句话“机会来了”，一颗心才真正落到地上。

　　随之而来的是艰苦的复习。针对前几年缺失的知识，大家需要一门一门地补回来。正在中学教语文的程方平(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)在9月就得知了高考的消息，但在正常工作的同时，实在赶不及复习。

　　于是，他和五六个伙伴成立了学习小组，分工合作准备各科资料。那时复习资料稀缺，大部分都要靠手抄，“大家都很拼”。

　　很快，就到了12月高考那天，“报考费五毛钱，没有划警戒线，没有保安”。考场里，汤敏甚至跟自己班里的学生坐在了一起。

　　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辜负他们的努力。程方平小组的大部分人都考上了大学，他则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;汤敏也如愿走进了武汉大学数学系。

　　在程方平和汤敏走进考场的这一年，俞敏洪(现新东方创始人)正就读高一，但他十分关注这次考试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只有在农村拼命把农活干好了，得到大队和公社的推荐，才能去上大学。就在他为了上大学，做好了一颗红心干农活的准备时，突然恢复的高考改变了这一切。

　　次年，俞敏洪高中毕业，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考，遗憾落榜，随后又考了两年，才总算考上了北京大学。之前准备的再辛苦，也并未磨灭他对高考的热爱，因为他知道，高考是他走出农村、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。

　　“这条路径很窄，像过独木桥一样。但我知道，一旦我被大学录取，我就从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，可以在自己所喜欢的知识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游。”

　　在高考恢复之初，考生们没有时间去计较哪所大学更好一些，哪个专业更适合自己，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，考上大学，改变命运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，高考时间几经波动，最终在2003年稳定在了每年的6月份。一年一度的高考让人们逐渐褪去了恐慌：高考制度不会再中断，今年没考上，明年还有机会。

　　但高考对命运的决定作用并没有消散。演员蒋雯丽认为1988年的高考是她命运的转折点，在此之前，她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表演。“考入北京电影学院那年之后，我才有机会能从蚌埠来到北京，成为一名演员甚至一名导演。”

　　为了考出好成绩，人们在考前拼命努力，过着三点一线的清水生活，1997年的佟大为也是如此。“每天背书背题背到特别晚，妈妈给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，还准备了很多咖啡、营养品、补品，一日三餐都很丰盛。”

　　然而，焦虑始终缠绕在人们心头。考题太难怎么办?考前填志愿怎么办?什么专业适合自己……一连串的问题都在等待回答。

　　1989年，高考的第二天，宋少卫(现为青少年心理专家)走出考场那一刻心情有些崩溃，他觉得自己在每一科中都出了差错，考完语文以为没有写名字;化学很难，没有答完;不相信数学这么简单，在最后一题答了个特别绕的方案。

　　两年后高考的杨早(现为学者)还没开考就进入了焦虑期。因为他赶上了新政策，要上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四所高校得先军训一年。觉得五年不划算，他只得放弃琢磨了很久的复旦新闻系，继续为考前填志愿发愁。“两所大学来要过推荐生，南京大学只提供宗教学系，听着有点懵;汕头大学可以直接保送文科各系，但我又有点不甘心。”

　　考前为难，考完也不见得轻松。陈永(现《足球》报资深记者)考前生病耽误了复习，稀里糊涂地考完，觉得自己可能要卖一辈子西瓜了。他始终记得自己当年查看分数时的焦虑和紧张。“上百个名字在学校大门口的黑板上，我从倒数第一看起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已经剩下最后几个了，怎么还没有，就在心彻底凉了的时候，我在正数第二个位置看到了我的名字。”

　　相比他们，姚劲波(现58集团CEO)的焦虑则更真切一些，他以1分之差错失某高校计算机系，被中国海洋大学化学系录取了。但他对计算机更感兴趣，也一度觉得自己能上更好的学校，为此甚至想要退学重考。

　　现在回头去看，对考生来说，很多焦虑其实并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宋少卫拿到了自己的考试结果，只有数学一门受到了10分左右的影响，他还是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了;杨早纠结多日，最终听了父亲的意见，选了中山大学中文系;陈永没有去卖西瓜，他以费县普文类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吉林大学;姚劲波也没有退学，他在毕业时拿到了计算机应用及化学的双学位。

　　但哪怕再来一次，无法预知未来的他们或许还是会为高考焦虑不安。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处于相对闭塞的环境中，看不到高考之后以及高考之外的出路。正如杨早所说，“高三的孩子有几个知道哪所大学好，哪个专业适合自己?”

　　后来，一切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面临高考，人们的焦虑得到了缓解，甚至有了更多精力去关心高考之外的事情。

　　2005年，魔兽世界上线公测，顾中一(现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)赶在考前升到了20多级，他跟同学感慨自己不够努力时，对方表示他已经30级了。

　　“我们北师大实验中学一届一共400多人，最后有100多人上了清华北大。”顾中一语文不及格，相对保守地报了四川大学。“之所以报这所大学，是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套奇幻小说《九州》。”九州杂志的编辑部在四川成都人民南路，和四川大学在同一条路上，顾中一觉得这样买杂志方便。

　　然而他并没有高兴太久，一个月后，杂志团队就表示要从成都搬至北京西直门了。

　　这些与高考相关的事情牵动着考生的心，逐渐取代了高考本身，成为他们记忆最深的高考故事。

　　而高考，也不再决定每个人的命运。长大后渐渐明白，一次失败没有关系，还可以尝试第二次。一直失败也没有关系，旁边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