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艺谋不在意批评：说我胆小鬼是不讲道理(图)

陈道明和巩俐在戏中的爱情故事很感人。

　　张艺谋佳作不少，《活着》曾获戛纳大奖，但无缘内地上映。《归来》同样以文革为背景，不过没有太多历史大事件的正面展示，而是以一个家庭来折射大时代的变迁。

　　昨日张艺谋携陈道明、张慧雯来广州为影片宣传。他说《归来》用了大巧若拙的方式来拍，“我们经历很多大时代，人像叶子一样漂浮，但人不离不弃，继续生活，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比如陆焉识，他放弃身份的不离不弃”。张艺谋认为某种程度上，《归来》是另一部《活着》。

　　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爽

　　称想用生活折射历史

　　《归来》取材自严歌苓的小说《陆犯焉识》，原著的描写有宏大的时代背景，以及曲折的人物命运，张艺谋弃大部不用，只选择了文革后陆焉识平反回家与妻团聚的一段故事，也有评论认为张艺谋在回避敏感元素。

　　张艺谋说他的创作出发点就是以点带面，“不想拍得太全，想呈现的是生活常态，从这个角度去折射历史，折射对历史的思考和沉淀，不想直接反映了，直接反映的《活着》已经拍过了。我想最大限度地关注到家庭，关注到家庭的重建。”

　　对于批评，他说自己不是很在意的，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我也回应过一些，有些是我不认同的，我觉得得看往哪个方向说，说我胆小鬼，这个是很不讲道理的。其他的评论我真没看到。要生存，在中国这个电影必须先能拍出来，在能拍的情况下做最大化的思考。每个导演其实都这样。评论的不知道辛苦，坐在那里说，你为什么不这样拍？社会进步，国家进步，所有的开放，都是循序渐进的。”

　　“我有责任去拍文革”

　　《归来》对文革的表现并不太多，而如果只讲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，似乎放在任何环境下都成立。张艺谋说：“如果爱情只是一对人卿卿我我，小清新，那个没意思了。真正爱情都是不可抗力的时候考验爱情。从梁山伯祝英台开始，包括二战，地震，伤病……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这个适合所有规律。”

　　《归来》背景放在文革年代，张艺谋说首先当然是原作的关系，“我不能跟严歌苓说我给你改成2050年吧”。

　　此外，张艺谋个人也经历过文革，“我那时是16~26岁。那十年给我的烙印也很深，所以我不能改，这个对我的感受很深。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去拍这个东西。他们讨论说，张艺谋如果你们不拍这些东西，年轻人更不擅长了。”

　　不过，影片中大部分拍到的实际上是文革后的事情，张艺谋说：“重建的态度很重要。《活着》说的是历次运动对人的影响，但反映的是重建的信念。《活着》小说中最后剩一头牛，福贵(《活着》的男主角)还跟牛说话，这个就是重建的信念。《归来》的主题和《活着》的主题其实是共通的。所以我更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之后，大灾难之后我们的思考。”

　　不熟历史也能有共鸣

　　《归来》并不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，在80、90后占观众主体的情况下，如何吸引年轻观众的入场？

　　张艺谋以片中画面来做比喻，结尾是陆家三口在火车站，女儿陪着失忆的妈妈来接爸爸陆焉识，张艺谋说这就叫不离不弃，“流行歌曲用唱，这个是用行动做出来。流行歌曲有很多词，最遥远的距离是有多长啊，陪伴在你身边啊……浓缩在最后他们三个人身上，就是一个画面。这方面对年轻观众应该是最大的共鸣。年轻观众未必要熟悉那段历史。天下人心，中外电影，其实没有区分的，在人心上，大家其实都是共通的。”

　　计划下一部拍商业大作

　　张艺谋的电影产量不算高，他说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，张艺谋说现在就是好故事比较少。

　　张艺谋透露，最早是文学策划让他看《陆犯焉识》，看的还是小说出版前的清样，“文学策划跟我说严歌苓说她终于写了一个‘抗拍’(指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)的小说了，让我赶紧看，不然一发表就有人抢版权了。”

　　张艺谋说他很羡慕斯皮尔伯格，“斯皮尔伯格跟我说他手上有四个感兴趣的项目在做”。

　　张艺谋说手上啥都没有，“我们要攒剧本，要打磨，现在每一稿，不给编剧几十万，他不动笔的。但有时候换了好几个编剧，你还是不满意的。”

　　现在电影市场好，大家都在抢题材，抢人才，而且已经从源头开始抢起，“消息稍微晚一步，就没了。之前发现一个年轻作家很不错，但一联络，他说对不起，我手里的活排到两年之后了……经常这样。我深深感到市场蓬勃带来的人才和题材的缺乏。”

　　另外，张艺谋还透露了一下接下来的计划，他说有可能拍一部商业大作，“我一直是两条腿走路，什么都想尝试”。记者 朱元斌 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