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龙：我有一块地在内地，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

　　昨日，政协文艺组小组讨论会上，成龙委员发言时感慨在内地手续复杂，办事难。(记者 薛珺 摄)

　　昨日，全国政协委员成龙在小组讨论时说，“我有一块地在内地，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，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，快8年了，都没办完手续，我准备放弃了，不要这块地了。”

　　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，今年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吐槽“办事难”。除了房产审批、医药审批，有代表委员更直指“处长经济”——个别处长有审批权，厅级干部都得请他吃饭。

　　房产审批

　　拿地到入住要盖110多个章

　　全国政协常委、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3月5日下午在经济界别37组小组讨论会上表示，房地产行业有很多多余审批，有一些是“雁过拔毛式”。

　　“我们去年统计有恒大投资项目的全国130多个城市的审批。从买地到竣工交楼，再到给业主办房产证，少的要盖50多个章，多的要盖110多个章。”许家印建议，哪些是该审批的，哪些是多余的审批，哪些甚至是雁过拔毛的审批，全面进行清理。

　　据中青网报道，昨日，全国政协委员成龙在小组讨论时说，“我给别人的印象是感觉我在中国内地很有办法，其实我根本没办法。我有一块地在内地，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，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，快8年了，都没办完手续，我准备放弃了，不要这块地了。” 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

　　医药审批

　　“新药”审批完变“旧药”

　　国产“3D打印骨骼”技术已取得专利，但审批流程却为该技术上市“拖了后腿”。近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表示，2012年3D打印的、应用于脊柱等内植物即已植入人体，但直到现在产品都未注册上市。

　　刘忠军介绍，“3D打印”有助于生产出形状不规则的骨骼，契合度高，能达到传统技术难以达到的效果，有助于患者恢复。

　　“但意想不到的是，美国在2013年10月份的时候，有一个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已经上市。”刘忠军说。

　　“审批流程成为了影响上市速度的瓶颈。”刘忠军表示，美国的“抢先”意味着他们没有按照中国的套路进行临床实验和审批。“这说明我们体制和机制的落后，审批程序需要改进。”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，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日前在两会上吐槽，新药临床审批、新药临床申请、新药上市，每个环节资料的积压量都巨大，完成当前积压的审评任务最多的项目需要50个月。

　　此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天士力董事长闫希军也在两会上吐槽国家新药审批的拖沓。

　　他坦言，新药进入审批流程需要10年-13年，报上去的时候是最先进的，出来却成了最落后的。“可以说，进去的是新药，出来便成了‘旧药’”。 新京报记者 温薷 魏铭言

　　项目审批

　　“为审批厅级请处长吃饭”

　　在去年全国两会上，来自北京的程京代表就曾讲过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审批被拖延的事件。他曾表示，审批遥遥无期，可能就卡在一个处长手里，“难道还要我们去给他送礼”。

　　今年两会上，记者再次见到了程京。他坦言，企业的审批流程加快了许多。但有的项目在过处长、科长这道坎时，还有些困难。“有一次，我们跟政府谈补贴支持企业的‘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’技术，一位管钱的处长称，‘都好，但是没钱’。幸好当地一把手指定了两个市领导和一位副秘书长来抓这个事。副秘书长认为，这个事不是讨论有没有钱的问题，关键是怎么干，必须做。这样一来，那个处长才说好吧，不再谈钱了。”程京说。

　　审批权中的个别处长们，有时像拦路虎，让一些级别比他们高的干部都有所忌惮。全国人大代表中一位来自西部的厅级干部说：“过去，我有时也会为一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的处长们吃饭，送点土特产搞好关系，很无奈。”

　　处长职位虽小，但处于权力运行的关键位置，虽不拍板，但具体经办。有的代表指出，从组织结构看，是上级领导下级。但从权力具体运行机制来说，有时竟然出现处长主导厅长，从而造成政策执行在输出端梗阻或变形，使好政策打了折扣。 据新华社

　　■ 专家观点

　　“办事难”源于权力过于集中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办事难”是中国社会的“老问题”。“为什么难？根本原因还是‘权力社会’，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，权力扩展侵占了社会空间、市场空间”。

　　他说，至本次两会，本届政府的机构改革已推进了一年，“这次改革是以审批权改革为突破口，力度很大，去年一年国务院就下放了300多个审批项目，但是能不能解决‘办事难’问题，还要看下一步，权力是不是真正能下放到位？是不是真正给社会松绑？给市场松绑？让市场起决定作用？”他强调说，“简政放权、审批权改革，除了数量，更重要的是削减和下放的审批权的质量”。 (记者 王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