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在北京”——赵立新访谈录

　　近几天在网上出现一些关于演员赵立新被“驱逐出境”的文章，作为一个资深粉丝，我感到非常震惊，通过赵立新工作室微博，我联系到了赵立新老师，并有幸采访了他。他戴个棒球帽，穿得像个大男孩儿，我们的谈话更像老朋友之间的聊天。

　　笔者：赵老师，很久不见，最后一次面对面见到您是前年在国家大剧院《父亲》的演出现场。

　　赵立新：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
　　笔者：过去的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文章，标题都很吓人，说您“被驱逐出境”了。我很担心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　　赵立新：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你看到我坐在你的面前，这里是北京，我没有被驱逐出境。我是外籍，又曾经是公派留学生，这两点现在都很敏感。

　　笔者：是的，我看了那些文章，都大同小异，首先质疑你公派留学又入外籍的事。

　　赵立新：当年国家公派我去苏联电影学院留学，我也立志将来回国发展教书育人，但是考虑到大学生刚毕业就回学校教书，纯粹是理论到理论，实际上效果并不是最好。从电影学院毕业时恰好有个去瑞典一家私人剧院工作的机会，就向我的母校戏剧学院导演系系主任鲍黔明先生进行了报备，他全力支持我，我就接受了。2000年中戏邀请我回校服务，我就带着我的家人回国，开始在中戏本科、成教、高职，和后来的传媒大学于世之艺术学院任教，前后将近10年。我想，做为当年的公派留学生，回馈母校回馈祖国了是我的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笔者：是啊，十年啊，时间真不短，当老师的心得是怎样的?

　　赵立新：我发现能给年轻人一些指导，和他们一起成长是一件很棒的事。但感觉压力很大，因为你的目标不是让他们按照你的话去做，那没意思，而是要启发他们发掘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学生们也给我很多挑战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出各种新的好的不好的想法和状况你都得应对自如，当时因为我一天八个课时讲下来，回家真懒得说话了，我老婆经常觉得不被重视不高兴了。”(笑)

　　笔者：真是不容易!可是在他们那些文章中，没有一个提到您回国教书的事。

　　赵立新：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次访谈录，可以看到。

　　笔者：有些网友一直对你当初加入瑞典籍的事情不理解，您能谈谈当时是怎样一个过程吗?

　　赵立新：当初去瑞典是在一家私人剧院做导演工作，后来考入了瑞典国家话剧院，它是一家巡回演出剧院，不单在瑞典境内，还在北欧和其他国家巡演。当时瑞典还没加入欧盟，签证问题对我来说很麻烦，考虑到在欧洲其他国家文化交流及巡演的方便，剧院建议我申请加入瑞典籍。当时我什么也没想，只想图个方便。

　　我从来没对外说过我是瑞典人，我只说我是瑞典籍，我是中国人。瑞典也不是一个人种混杂的移民国家，我长得也不像人高马大的瑞典人啊，哪哪儿都不可能像啊，如果说我是”瑞典人“那真是太奇怪了，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我也从来没有起过任何洋名字，我觉得瑞典人想叫我名字，那就必须发我名字的中国拼音Lixin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当时那个年代出国的很多加入外籍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其实就是没太想，很单纯。你不能割裂历史来谈当时入外籍的选择对错，这是每个人个人的历史，它有很多原因，有工作，家庭的各种综合原因。现在来看当时的情况，没必要拿‘爱不爱国’跟它混在一起，两码事儿。

　　笔者：去年四月份的网络风波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，您怎么看这件事?当时怎么会想到发那样一篇微博?

　　赵立新：首先我要承认我对网络平台的认识严重不足，很幼稚，你觉得它就是一个日常的发声渠道，日常的片刻有感而发，日常生活情绪的纪录，那就太错了。在你发声之前，你实际上要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标点符号，字与字之间逻辑关联都反复斟酌推敲，它比传统的纸媒对文字和逻辑的完美性要求还高，但很多人都没意识到，至少我当时完全没意识到。

　　关于日本没烧故宫这件事的发问，当时是看到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写的一篇文章，说故宫文物南迁之后，仍有一百多万件文物还留在故宫。加上剧本创作的原因，也曾经研究过前故宫院长单霁翔先生的一些文章，他也有类似的说法。我确实不应该，在网络微博这样的平台，以碎片化的发问方式来和网友探讨这样一个严肃而复杂的话题，现在回想一下，这种做法是很幼稚，不可行的。

　　当时我本想讨论的是侵略者的复杂性，由于我没表达清楚，让网友产生了误会。实际情况是我在北京电视台《档案》栏目担任主持人期间，讲述最多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系列，从录音录像图片到文字档案，接触了大量一手的详实资料，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对日本侵华的暴行，我应该比大多数网友更有切肤之痛。这在我之前的微博里也不止一次表达过，如果网友质疑我的动机的话，可以去参考。我认为对待一个民族历史伤痛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，了解它，甚至是研究它。我痛恨一个敌人，并不妨碍我要了解它，是为了比它更强大，最后战胜它。

　　笔者：您的父母都是老一代革命军人，您可以说是根正苗红，当时有人说您是“精日分子”，在微博上您没有继续做解释吗?

　　赵立新：当时我瞬间就被扣上了‘为日本人洗地、不爱国、甚是卖国贼’的各种帽子，网友情绪很激动，铺天盖地的，我当时已经懵了，感觉自己捅了马蜂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也不敢说了。当时就发了一封道歉信，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，冷静下来，这完全是误会。我也没有组织好语言，所以产生了误会，是我的责任。

　　笔者：风波之后这一年当中您都在做什么?

　　赵立新(沉吟了一下)：这件事情确实对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，但从积极意义上看，它让我能够真正停下来，能够静下来反观这么多年走过的路，觉得自己一直只知道往前冲，真的会出问题。反思一下，认识到自己性格上确实有一些缺陷，有需要改变和提升的地方。公众人物也确实需要谨言慎行，这次是个教训。但是说我不爱国，卖国贼，这我实在无法承认，也无法接受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不是。

　　我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还在尽我所能持续地参与一些公益活动，包括对搜狐焦点基金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捐助，杨澜“爱的启蒙”艺术基金下面对六个学校的捐助，包括这次抗击疫情我也对武汉进行了定向的捐款捐物。拍完的两个电影在做后期，同时也在筹备两个话剧，我还开了自己的公众号，做书和电影的推荐。

　　同时我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陪伴家人，陪陪孩子，之前真的亏欠太多。以前总想我只要把事业搞好，给家人好一些的生活条件，就是爱他们，孩子很久见不到我也是理所当然。现在我才真正地明白了，孩子更需要的是我的陪伴，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。过去的这一年我最投入精力去做的，就是努力做一个好丈夫，好父亲。